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恆春的兩種反殖民主義　．沈旭暉

《海角七號》令台南的恆春一夜成名，隱諷外來政權對當地本土環境的破壞充滿殖民色彩。

沈旭暉，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、國際關係研究室主任，研究方向為中國民族主義與外交、反恐、中美關係、香港涉外關係等。耶魯大學學士及碩士、牛津大學博士，香港Roundtable社會科學網絡名譽主席。學術著作有《Redefining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》等，非學術著作有《國際政治夢工場》等。

不少評論談及台灣電影《海角七號》和殖民主義\後殖民主義的關係，認為它的部分情節，洋溢著對日治時期的浪漫化處理。然而，這電影尚有另一層和殖民主義的互動，更值得我們研究，那就是背景恒春鎮和台灣「外來政權」、乃至「市場化本土政權」的關係。

筆者到了恆春鎮，才有機會閱讀當地本土刊物《恆春人》。《海角七號》上映後，一向作為地方媒體和旅遊指南的《恆春人》，發行了第十一期「海角七號與恆春專輯」，除了逐一介紹電影景點外，也收錄了大量評論文章。其中《恆春人》執行主編王精誠題為「家破山河在﹖不要問恆春為國家做些什麼，要問國家能為恆春做些什麼」的文章，開宗明義要通過電影熱，代表恆春「把這筆賬好好算一算」。甚麼賬﹖作者特別針對台灣政府歷年在恆春這風景區「硬是塞了一座核能電廠、一個國家公園、一個比金門稍小的前線戰地、一座水庫」，認為這是「集殖民地眾害之大成」，更正面批評當年國民政府「以征服者姿態出現，以外來政權之姿，視當地人為草芥」。到了立論環節，他認為恆春是「一部活生生、赤裸裸、火辣辣、弱肉強食、悽慘心酸後殖民時代的殖民歷史」，說這是香港與澳門回歸後，「台灣或中國最後一塊殖民地」。看過這電影的一般港澳觀眾，大概沒有想這麼多。

事實上，《海角七號》和在同樣台南風景拍攝的《我在懇丁天氣晴》一樣，都有好些保育、本土意識，只是表現得較為內斂而已。例如電影的鎮代表有這樣一句﹕「山啊BOT、土地BOT，現在連海也要BOT」——BOT即Built-Operate-Transfer，所謂「民間興建營運後轉移」，作為私有化和公有化之間的模型﹔理論上，由財團興建及營運若干年後還給政府，但實際上，常被批評為變相私有化。然而，畢竟BOT可能帶來經濟效益，並非所有人都反對，相較下興建核電廠、水庫等，就被一般恆春原住民視為完全的生態破壞，受歡迎程度尚不如BOT。要是《海角七號》不滿BOT，邏輯上，自然更反對在恆春搞十大建設，難怪恆春人認為電影說出了他們多年鬱悶的心聲。

要是我們把上述文章視為「恆春反殖民主義」代表，它的不少論點，可謂與同期好萊塢電影《新鐵金剛之量子殺機》不謀而合。《量子殺機》以南美玻利維亞為背景，講述一個以環保掩飾牟利本質的組織陰謀策劃政變﹕它一方面鼓勵政府興建水壩，另一方面卻刻意造成水壩旁原住民市鎮的旱災，被電影影射為新殖民幫兇。《恆春人》的文章對境內水壩，也有如此批評﹕「這一條萬里水龍已跨越整個屏東縣境，由南到北，由極度缺水的缺水區，供應給水量豐沛的高屏溪流域城市，而所獲最大的回饋，就是在牡丹水庫旁邊的牡丹鄉石門村居民，竟然沒有自來水可喝，這就是典型的殖民統治政策。」

若我們以上述角度解讀《海角七號》，電影的日本情結，就產生了襯托效果﹕要是一九四五年後的「外來者」代表無貢獻殖民主義，日治時代的鳥語花香，就是被曲解的善良殖民主義。換句話說，上述文章只是希望借用眾所週知、但我們記憶日漸模糊的舊殖民主義，來反襯另一個記憶猶新、而影響著今天台灣人衣食住行的新殖民主義。《海角七號》的日本色彩，對作者而言，不過是學術上的「稻草人」，用來提供參考樣板﹕由當年足以產生動人愛情故事、令本土人嚮往的日治背景和原始山色，對比「外來政權」治下恆春的破落，從而道出電影那位鎮代表的悲哀﹕「今天恆春年青人都不願意回家」。

其實，日治時期對恆春同樣帶來大量傷痛。二戰後期，日台政府強行在恆春徵兵，這些台籍軍旅從軍期間受到不少不平等待遇，這不是電影交代的內容，反而《恆春人》其他文章倒有客觀介紹。無論如何，要是單說對恆春天然景觀的保育，日台政府做得比國民黨、民進黨都要好，這似乎是好些恆春人的看法。要是北京擔心《海角七號》流露戀日或皇民化傾向，那是無必要的﹔但要是從中讀懂台南本土主義的內涵，卻是有價值的。

資料來源：http://www.yzzk.com/cfm/Content_Archive.cfm?Channel=ns&Path=3188660351/05ns.cfm